盖世奇书 ———《红楼梦》

　　市政协主席 张贤南

　　编前语：

　　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提出：大力推进生态立市战略，加快发展生态旅游业，建设青龙湾等精品景区，努力使我市成为苏浙沪地区与“两山一湖”风景区之间的中转站和休憩地。在市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和市政协七届四次会议上，又明确提出打造“黄山脚下的明珠、红楼梦中的府地”这一发展旅游业的具体思路。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市委全委会和“两会”精神，充分营造旅游经济发展氛围，本刊特开辟“《红楼梦》与宁国旅游”专题栏目，希望广大有识之士踊跃赐稿，为我市旅游经济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市政协主席张贤南率先垂范，他通过对《红楼梦》的深入研究，写出了《盖世奇书———红楼梦》一文，本刊特此刊登出来，以飨读者。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又名《情僧录》、《金陵十二钗》、《风月宝鉴》等，是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一部世界名著，它在国内外的影响极其广泛而又深远，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以宝、黛爱情悲剧为线索，以其精湛的文学艺术手法刻划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但同时，《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又不局限在小说的范围内，它又象一部史书，通过贾府这个封建官僚家庭的兴衰过程，深刻地描绘了封建社会的没落史；它又是一部哲学书，从总结人生的哲理出发，反映出十八世纪中叶唯物论和辩证法在中华大地出现的萌芽；它又是一部诗集，近百首脍炙人口的诗词与小说中的故事情节结合的维妙维肖。它还在建筑、中医药、烹调等诸方面蕴藏着无限知识。总之，它是一座名符其实的艺术和知识的宝库。

　　更为奇特的是，从古至今还没一部小说能象《红楼梦》那样常读常新，传诵不衰，具有不朽的艺术生命力；也还没有一部小说象它那样引起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以至形成了“红学”这样的特殊现象。因此，要学习中国的文化，了解中国的历史，就不能不读《红楼梦》。伟人毛泽东就曾经要求党的各级干部读《红楼梦》，不但要读，而且要几遍地读，读懂、读通。他在1938年与贺龙、徐海东两位军事将领谈话时就说过：“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不看完这三部书，不算中国人”。1964年他在北戴河接见哲学工作者时又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伟人的感受告诉我们，《红楼梦》不能单单地作为一般小说来读，它的知识之渊博、道理之深奥需要我们反复阅读，反复思考，才能受益。

　　《红楼梦》写于清康乾盛世，盛传于乾(隆)嘉(庆)年间。从它问世的那一天起，就受到了世人的欢迎和广泛的关注。当它还是手抄本时，就传播得非常广泛，尤其是得到当时京师广大士大夫辈的接纳。郝懿行《晒书堂笔录》有如下记载：“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与高鹗同时期的作家程伟元的《红楼梦序》说，有的人还以此来谋利，“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毛庆臻的《一亭考古杂记》记载：至“乾隆八旬盛典后，京版《红楼梦》流行江浙，每部数十金”。到了道光年间，就有外国人把抄本带到俄国去了。当时《红楼梦》不仅传播广泛，而且世人给予了高度评价。当时的《京都竹枝词》有云；“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杨恩寿的《词余丛话》称《红楼梦》为小说中无上上品。赵之谦在《章发杂说》稿本中说：“世所传《红楼梦》，小说家第一品也”。同时，由于立场与观点的不同，也有人对《红楼梦》持完全相反的态度。有的人把它看成是“淫书”，是“诲淫之甚者也”。有的人甚至建议把它当作毒品送至海外，以毒攻毒，以此来抵消鸦片烟对国人的毒害。无论是推崇、赞誉、还是攻击、诋毁，都说明了《红楼梦》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之深。下面还有两个例子更可说明，一是据同治、光绪年间的《三借庐笔谈》记载：有一对好朋友叫邹弢与许伯谦的，由于谈论《红楼梦》看法不一，尤其对书中的薛宝钗、林黛玉的看法分歧颇大，意见不合(遂相龃龉)，最后到了打架的地步(几挥老拳)。一个怪对方“君何为泥而不化耶？”另一个则怪对方“子亦何为窒而不通耶？”最后争执不下，只好“誓不共谈《红楼梦》”。二是据《耳食录》(乐钧著)记载：杭州有一女子，从她哥哥的床头发现《红楼梦》抄本，便拿来 废寝忘食地读，读到最喜欢的地方，往往掩卷冥想，接着就流泪，这样反复读了数十百遍，后来读病了。她的父母发现后，就把书拿去烧了，这个女子大叫：“为什么烧我宝玉黛玉”？梦寐之间还呼喊宝玉。

　　《红楼梦》不仅在民间流传甚广，而且得到帝王的喜爱，有记载表明，慈禧太后也很喜爱《红楼梦》，故宫的长春宫在慈禧五十岁生日时全面整修过，长春宫整个院子的四面游廊上的壁画全是以《红楼梦》为题材画的。另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八国联军入侵以后，在民间出现了一种极为特殊的《红楼梦》手抄本。这种抄本是曾中过状元的大臣陆润痒等几十人所抄写，抄者又在抄本的每页中缝注明姓名，每页上又都有慈禧太后的朱笔小字批语。

　　一百多年来，《红楼梦》不仅为广大读者所喜爱，而且也引起了文学界不少爱好者的深入研究，形成了“红学派”。许多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还发表了各自独到的见解。真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时，也给《红楼梦》增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

　　中国近代新文化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给予《红楼梦》以高度的评价：“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同时，鲁迅先生还从读者的角度对《红楼梦》的认识作出了精辟的论述：“《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集外集〈绛洞花主〉小引》)

　　早期的红学家王国维(1877-1927)在他所著的《红楼梦评论》中，最早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来评论《红楼梦》的艺术价值。由于王国维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的影响很深，对人生持悲观态度，因此，在他看来，“《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的悲剧也”。(《红楼梦》评论，下同)王国维首先认为生活就是欲，欲不足就产生苦痛，因此，生活与欲与苦痛三者为一体。并认为《红楼梦》中的“玉”就是“欲”，他说：“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故携入红尘者，非彼二人之所为，顽石自己而已”；其次他又认为：《红楼梦》是通过欲望的故事以寻找解脱之道。而解脱之道在于出世。他说：“而《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以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故此书中真正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

　　教育家、学者蔡元培先生则从政治的角度来认识和研究《红楼梦》的。他根据康熙王朝的高层斗争和《红楼梦》人物含义的延伸中，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他在《石头记索引》一文中开卷即云：《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之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于是蔡先生认为：“书中‘红’字多隐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以“石头”为指金陵；以“贾”为斥伪朝；“以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如林黛玉喻朱彝尊(朱竹垞)，薛宝钗喻高士奇(高江村)；王熙凤喻余国柱，史湘云喻陈维崧(陈迦陵)；贾宝玉喻被康熙皇帝废黜的太子胤礽等。

　　学者胡适先生则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曹雪芹的自叙传。他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说：“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其实做《红楼梦》的考证，尽可以不用那种附会的法子。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以上是关于著者曹雪芹的个人和他家世的材料。我们看了这些材料，大概可以明白《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了。《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的甄(真)贾(假)宝玉两个宝玉的底本！懂得这个道理，便知书中的贾府与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

　　现代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在他的著作《红楼梦辩》一文中批评了“猜谜派”和“消闲派”红学家，并从《红楼梦》作者所处的环境和一生的身世，以及作者在书中所说的话出发，认为“《红楼梦》底第一、二两回，是本书底楔子，是读全书关键”。“(1)《红楼梦》是感叹(作者)自己身世的”。“(2)《红楼梦》是情场忏悔而作的”。“(3)《红楼梦》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俞平伯又在《我们应该怎样读〈红楼梦〉》一文中说：“《红楼梦》在中国小说中，是部空前伟大的作品。它高度的艺术性久已被一百多年来的每一个读者肯定了。但它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它的结构的庞大严整，人物的典型生动，语言的流利传神等等艺术方面的成就上，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有着决定这些艺术性成功的高度思想性。它是以爱情悲剧为线索来写出封建大家庭由盛而衰的经过，从而真实的刻画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黑暗和罪恶，成为反封建社会的一面最忠实的镜子，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巨著。”

　　伟人毛泽东对《红楼梦》又有一番独到的见解。毛泽东虽然没有系统的论述文章，但在与方方面面的人物谈话中亮出了自己对《红楼梦》的观点。他认为，《红楼梦》所描写的是一部封建社会的衰亡史，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红楼梦》。他说过：“《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这部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也是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人，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

　　上述是近代和现代名家对《红楼梦》认识和评价，虽然他们的认识不一，角度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认为《红楼梦》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思想性，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它所具备的精湛的文学表现手段、丰富的社会思想内容，渊博的生活百科知识证明它不愧为古今中外的一本奇书。

　　《红楼梦》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既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没有封建社会和封建官僚家庭的历史或作者不了解封建社会和官僚家庭的历史，也产生不了这样的小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作品只有贴近生活，才具有生命力，才能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红楼梦》的创作过程和作者曹雪芹的生涯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但同时，小说又不是简单地反映生活，更不是史实的记载，它把作者的思想观点与客观实际结合起来，更高层次地反映生活，既是现实的，又是虚构的。《红楼梦》也是如此，暂且不说小说中的人物没有真人，单是故事发生地点也是东拉西扯，一会儿在金陵(南京)，一会儿在京城(北京)，一会儿在长安(西安)。小说内容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处处可见。将“真事隐去”(甄士隐出家)用“假语村言”(贾雨村言)正是《红楼梦》的一大特色。

　　我们今天读《红楼梦》，重要的不是研究《红楼梦》是什么情况下写出来的，作者曹雪芹的家世是什么样子的，而是通过小说了解中华文化的渊源流长，了解我国封建社会的冰山一角；欣赏作品高超的艺术手法，悟出人生的哲理；为弘扬中华文化，打造文明和谐的社会服务，为提高旅游业的文化品位服务。

　　《红楼梦》与历史上的一切文化作品、文化现象一样，既有它积极的一面，也有它消极的一面，我们今天读《红楼梦》不是钻入书中把自己充当做贾宝玉、林黛玉，而是要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历史的客观地看待《红楼梦》，看待小说的作者，看待小说中的每个人物，从而吸收其精华，抛弃其糟粕，为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