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午探索民企发展新机制

倡导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解决百年老店的传承问题
　　50岁的孙大午看起来很普通，既没有“亿万富翁的派头，也和所谓的“传奇色彩很难联系到一起。历尽风波之后，孙大午显得比较平和。现在他
　　的身份是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的总裁。
　　11月27日，由全国工商联主办并发起的首届中国企业安全高峰论坛在北京国谊宾馆召开。孙大午在会上作了讲演。在讲演中，他提到一个破天荒的想法，目前他正在探索在企业内部建立“君主立宪制，以解决企业基业长青和传承的问题。
　　按照他的描述，所谓的“君主立宪制，即企业的所有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三权分立：他和他的妻子拥有企业的产权，后代继承，家族成员组成的监事会对董事会、理事会进行监督，但是无权决策；由企业内部人员组成的董事会拥有决策权，但是无权干涉经营；由分公司一把手组成的理事会执行董事会的决策，行使经营权。
　　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孙大午事件”之后，孙大午对企业传承问题更为重视。而对方太集团茅理翔传给独子茅忠群和正泰集团南存辉稀释股份的做法，他认为都不适合大午集团———他有两个儿子，而且企业一直
　　是独资拥有。这使他思索新的道路，而建立“君主立宪制正是孙大午最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讲演完之后，本报记者专访了孙大午。
　　我的个性太倔强了
　　记者：这次回来生活变化大不大？
　　孙：企业管得少了，现在董事长由我弟弟担任。
　　记者：那企业是不是还是由您拍板？
　　孙：企业生产经营我不负责，就是大的投资、决策我来参与决定。
　　记者：出事之后，您似乎有了变化，刚才在演讲中几次说到“我的个性不好”，这跟以前不太一样。
　　孙：我确实是个性太倔强了，而且说话直来直去，习惯了。现在说话呢，谨慎一点，中听一点，这是个艺术，我还是欠缺。
　　记者：但很多人就是因为您对这种“潜规则”不那么配合而对您很尊敬，现在您是不是学乖了？
　　孙：（笑）也学不乖，本性难移。许多人知道我这个性格，都敬而远之。惹不起躲得起，那就躲吧。现在我们在办事的时候，就是想上香上贡也找不到帽子。媒体这么一报道，就显得我跟社会有点格格不入，有点孤立的感觉吧。
　　记者：我听到一种说法，说河北“一号文件”的出台跟您是有关系的，因为把您抓了，造成外界对河北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质疑。为了消除这种影响，后来河北省就出台了促进和鼓励民营经济为目的的“一号文件”。您自己觉得呢？
　　孙：我没有过多地想这两件事的联系，它可能是一个巧合吧。“一号文件”对民营企业还是有好处的。
　　关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记者：您提出要在大午集团搞民营企业的“君主立宪制”，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这样一来，势必要用外人来决策，不管是外来的职业经理人也好，还是企业内部的干部也好。那么，您怎么能够保证他们一定可靠？
　　孙：限权。“君主立宪”也是限制的意思。这个企业的所有权是我的，我要立规矩，限制董事长、总经理的权力。比如说，董事会决定的投资总额不能超过当年的纯利润加上折旧费，这就是它投资的最大权限了。这样呢，保证企业的稳健发展。
　　记者：那您作为所有者，从决策层退出来后干什么呢？
　　孙：作为所有者，成立监事会，对董事会进行考核、监督、审计等。我们可以聘请律师，审计它对外的交往；聘请会计师，审计它的财务；聘请工程师，审计它的项目。这样呢，企业的所有权、经营权、监督权三权就分开了。
　　从我的家庭来说，我想以我为主组成监事会，监督董事会的决策；董事会的决策由理事会去执行的时候，董事会不能干涉。理事会是由集团下面的独立法人的联合体组成的。所有者包括我的儿子，也没有权力去调动这些资产。
　　我现在面临退出来，决策权就肯定交给别人，那么就既得授权，也得限权。在这个问题上，我发现很多私营企业，不管孩子多大，都让他当董事长，就像三岁的小皇帝一样。有的上万人的企业，他肯定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决策。他为什么当董事长，就因为这个企业是他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危险的。你想想，20几岁的人，怎么有能力去调动上亿元的资产、上千人的企业呢，那是很可怕的事情，不可能。
　　我借鉴了日本、英国的这种模式，就是说我们这个家，有能力的你去创业，没有能力的你去享福。每人每月按照工人工资的1到3倍领取生活津贴，就这样。
　　“君主”嘛，就是这个产权是我的，“立宪”嘛，就是我对三方实行一种限制，对所有者实行限制，对决策者实行限制，对经营者实行限制。所有者没有投资的权力，只有监督、审计的权力。
　　记者：谁来监督监事会呢？
　　孙：我们没有权力了，只能监督。除了领取生活费，我们没有什么权力了。我们没有任免董事长、总经理的权力。
　　记者：如果企业碰上好的董事会和理事会，这样的设置也许很好，但是，如果董事会的决策有大的失误或者偏差的时候，怎么办呢？
　　孙：绝对不会。因为进入决策层的人，不可能是聘用来的人。我们要求当董事长、总经理的人，必须是企业内部竞争上去的，外部的人不能当一把手，一年以后才能当一把手。我不会马上给外面的人这个权力，就是给了这个权力，他还得有竞争的过程。
　　记者：按照您的设想，董事长、总经理的权力是什么？
　　孙：权力很小。董事长就是独立法人联合会的召集人。董事会的主要权力就是三项：一个是对外，签订重大的合约；一个是对内，协调关系；第三个是投资决策。它没有任命、罢免下面的独立法人的权力。
　　记者：那董事会的成员怎么组成，由下面的股东？
　　孙：这是我的独资企业，没有其他股东，否则就不叫“君主立宪制”了。每一个企业成员都有可能当执行董事，每一名执行董事都可能当董事长。这些董事都很有经验，不会断裂，所以它是非常安全的。
　　董事会成员，我现在是这么想的，每个分公司推举两个代表，我现在是5个分公司，这样就10个，加上不在任何分公司任职的董事长，另外波动2到4个，那就是哪个企业盈利多，就增加哪个企业的名额。我这也是借鉴了美国议员的分配和选举的办法。
　　记者：理事会呢？
　　孙：理事会就是执行机构嘛。它主要是在董事会决策以后进行执行。它是由集团下面的各个法人的一把手组成的。比如我下面的五个公司的一把手就组成理事会。当他执行的时候，你董事会没有权力去干涉他。
　　记者：既然“立宪”，就得有企业的“宪法”，这个怎么产生？
　　孙：我们大家都参与，都在讨论，当然是以我为主起草。框架已经有了，内容还要充实。
　　记者：那您现在在企业内部是已经开始进行还是准备进行这种设置？
　　孙：准备从明年1月就开始试行。
　　接班人是培养不出来的
　　记者：为什么会想到这样做呢，是不是跟去年这件事有关？
　　孙：对。如果我的儿子很有出息，那么“君主立宪制”就用不着，他能够当董事长；如果他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君主立宪制”就起作用了，就靠这个来约束大家。即使是我的孙子没出息的时候，在这种制度下，他也对企业不会有伤害。
　　这个企业的产权是谁的？很清晰，属于我，属于我的儿子继承，产权没有问题。但是，虽然是我的，但是我并没有权力决策、调动这些资金，包括“内政外交”。
　　记者：您的儿子现在干什么呢？
　　孙：在基层锻炼，我觉得没有10年很难当这个企业的领导人。
　　记者：我接触过一些企业家，他们很早就安排自己的儿子在企业里面锻炼，培养他们，大部分创业者也是希望后代接自己的班。
　　孙：接班人我认为是培养不出来的，应该是从竞争当中产生的。就是培养成功了，又怎么样呢？他能培养他的孙子吗？我觉得我出台那么多制度，不但两代三代，就是五代六代都没有问题。你看英国的英皇制度，他们多少代了，都没有问题，非常稳定。
　　实际上，英国的决策权就在国会，女皇并没有这个权力，但是他们每年可以从国家得到津贴去享受。我是从这个启发来的。
　　记者：觉得这套办法行得通吗？
　　孙：我自己觉得我这一套是行得通的。我的儿子要是有本事就竞争，机会是一样的。如果最后能当董事长，不是继承我的，是他自己创业来的，是闯出来的。
　　记者：您有两个儿子，那么今后怎么继承呢？
　　孙：企业的产权是一个整体，永远是个整体，而且永远属于我和我的妻子，其他任何人不属于，它不会更替，我的资产也不可能分成两个50％。我的儿子是财富的继承者，但是，不是决策者，他们只是代我行使监督权而已，所以不存在接班人的问题。如果他有这个能力，就进入决策层，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可以继承这个财富，这个财富是个整体，继承的形式就是他拿津贴，这样生活有保障。你的付出就是你对企业进行监督，监督权的报酬就是生活津贴，那些津贴足可以保证我的后代享福，它是种象征，象征一种凝聚力。
　　在我的家庭里面，只是一个监事会的总监的问题。现在我是总监，下一任可能是我的妻子，再下一任可能是我的儿子。我们监事会的权力就是制约董事会和理事会的行为。
　　记者：您是不是已经考虑得很成熟了？
　　孙：我不知道是不是成熟，但是企业高层已经通过了，现在处于筹建期、探索期。
　　记者：那么您以后就是监事会总监了？
　　孙：我是创业者，因为我有这个能力，所以我既是董事长，又是监事会总监。但是我这个制度是往后看，解决以后的问题。目前企业还是我说了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目前来看，这个制度实际意义可能看不出来，但是若干年后可能就看出来了。
　　采访手记：
　　寂寞孙大午
　　拿着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玻璃杯，打了一杯白开水，孙大午坐在桌子对面，开始接受采访。
　　这是2004年11月27日下午，之所以强调这个日子，是因为恰好一年半以前的今天，孙大午被抓。
　　不过，现在的孙大午对此似乎更为豁达一些了，他说“去年这事，就像一个玩笑，一场误会”。“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孙大午既没有上访，也没有上诉。
　　“判三缓四”的孙大午现在并非完全的自由之身，隔一段时间，当地派出所的就会跟他见见面。像当天来北京参加这个论坛，就需要事先跟派出所打招呼。
　　对于发生在他身上的遭遇，孙大午认为只是一个个案，并不具有代表性。一些企业家跟他说，你这样进去还能出来，我们要是进去就出不来了。孙大午回答说，也不要这么看，这事可能就不会发生在你们身上。孙大午认为，自己的个性太倔强了。
　　但是，对于帮助过他的人，孙大午始终心存感激。出事之后，企业资金非常紧张，关键时候，柳传志借了1000万，他对此非常感激。他被抓之后，媒体报道也几乎出现了一边倒的声援局面，对此，孙大午也很感激。
　　被释放之后，当地领导请孙大午吃饭，对他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正确对待对他的诉讼；二是正确对待参加诉讼的单位；三是少接触媒体。孙大午说，前两点可以保证，但是第三点很难做到。因为，他觉得他欠社会包括欠媒体的太多，媒体要采访他，他怎么能拒绝呢？不过他保证，以后讲话注意分寸。
　　现在，孙大午说话也注意要尽量“谨慎”和“中听”一点，不过直来直去惯了的他还是认为“本性难移”。
　　在讲演之后的晚宴上，有人敬孙大午酒，他也敬人酒，但是，孙大午谦和而有些拘谨的表情说明，他并不是非常习惯这样的场合。相比之下，讲演时的孙大午妙语连珠，显然更本色一些。
　　对于一些“潜规则”，孙大午也并非不知道。拿贷款来说，他下海之前在当地农行干了10年，还当过信用社主任，但个性使他就是不愿意在拿到贷款的时候给别人回扣。尽管他出来之后银行答应过给他贷款，甚至政府也出面协调过，但现在，他还是一分钱贷不到。
　　因为身居农村，对农村问题的思考很多，自2002年起，孙大午就是中国农业大学聘请的农村问题研究员。除此之外，孙大午对历史文化和政治体制似乎也有特殊的兴趣。每个月，孙大午会到北大听相关的讲座。他的儿子评价说，他不像一个企业家，倒是更像一个思想家。
　　不过，这样的角色似乎偏离了现实中的“应有”的范围，所以，在带给孙大午麻烦的同时，也使得他看起来更加寂寞。